30《明史》卷二〇五《唐顺之传》，第5424页。
中国哲学史是民国学者以找相同的方式生造的，尤其是以儒学为中国哲学史的主轴，更是一厢情愿。又侍从官以至士庶，通祭三世，无等差多寡之别， 岂礼意乎。
墨子、庄子皆有论政治之言，不似西洋哲学家之纯谈哲学也。是故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不转瞬间而骤立骤毁，岂可为制？ 宋代民间在从家庙转向祠堂的过程中，实际上突破了朝廷对于家庙祭祖世数的定制，逐渐演变为祖无定数。刘志伟总结其一生制度史研究的经验，提出自下而上的制度史研究：制度史研究的传统路径，基本上都是从王朝国家订立的制度入手，考释制度的条文，再进一步考察制度实际执行的情况，论述制度如何执行或变样执行。
因此，对这种制度的研究，可以非常典型地体现‘自下而上的制度史研究路径及其旨趣。繇是疏太子而爱淮阳王，曰：‘淮阳王明察好法，宜为吾子。这使他在肯定中国哲学史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的认识过程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的同时，也肯定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就是研究在世界观方面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斗争、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的斗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
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人们只有先确立自己的哲学观念，才可能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具体考察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冯友兰也基于人本主义界定哲学。傅斯年认为，西方的哲学同西方的语言相关。傅斯年曾说：拿诸子名家理学各题目与希腊和西洋近代哲学各题目比，不相干者如彼之多，相干者如此之少，则知汉土思想中原无严意的斐洛苏非一科，‘中国哲学一个名词本是日本人的贱制品，明季译拉丁文之高贤不曾有此，后来直到严几道、马相伯先生兄弟亦不曾有此，我们为求认识世事之真，能不排斥这个日本贱货吗？傅斯年这种说法，代表一种极端否定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术观念。
这种批评人生及行为之标准即是哲学。任继愈先生受这两种观念的影响，在其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即将哲学史定义为人类认识的发展史，认为中国哲学史就是中华民族的认识史。
萧萐父与冯契对何谓哲学、哲学史的思考，实际上都受到了当时学界流行的哲学就是认识论、哲学史就是认识史这两种观念的影响。在现实中，不存在离开产生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哲学的哲学。郭齐勇教授主编的学术版《中国哲学通史》，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武大中国哲学史学科点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我有幸参与了《中国哲学通史》宋元卷的写作，获益良多。
冯友兰在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对哲学就是认识论观念的辨析，杨宪邦在其主编的《中国哲学通史》中对列宁论述的考释，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都极富方法学价值。而他建构这种理论系统的基础，同样是他对于哲学的理解与界定。今天，我们重新解读胡适何谓哲学的定义，实不宜简单地否定胡适的哲学造诣。中国哲学对于日本学者而言，属于外来文化。
这种学术思想的衍生、更替、嬗递、传承、发展，从最高的理论层面，长期导引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助力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建构，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但陆著除了冯友兰写作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时，质疑过其认定哲学之微言大义须从悟入的观念之外，少有人关注，也未能影响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学术价值。
因此，冯友兰在肯定研究一时代一民族之哲学对于了解一民族之重要以后，特别强调：一家的或一时代的哲学，自是‘一家的或‘一时代的哲学，而非‘哲学，犹之‘白马非马。因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也是中国哲学的史。
三、中国哲学史学是一个发展中的系统 黑格尔曾经认为：哲学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哲学史也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只有在这种思考中连续不断的觉醒，我们才能丰富、完善中国哲学史学，深化、拓展中国哲学史研究，不断接近中国哲学发展历史之真实。换言之，哲学史的本身就是科学的，因而本质上它就是哲学这门科学。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人们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探讨，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或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思想，都给哲学史家一种困难。正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这种历史状况，使得中国步入近现代以后，一些思想敏锐、深邃的学者，在思考、探索中国文化现代化建设时，十分强调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历史与发展趋势的重要性。
这表明他肯定宇宙论、知识论、论理学、人生论等皆为哲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以中国哲学发展史为考察对象而写成的中国哲学史中，区分中国哲学的史与在中国的哲学史，学理上并无特殊意义。
摘要：中国哲学史学的建构，最基本的理论要求之一，是参照西方民族的哲学观念，结合中国哲学的实际，阐释哲学的意涵，从理论上界定何谓哲学。对于何谓哲学，更是存而不论。
反对以现代哲学观念论释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任务，则在于揭示这些哲学的本质矛盾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表现形态和历史特点，论析这种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具体联结，强调哲学史认识的特殊性。
日本学者了解的西学，是其所谓兰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更为难得的是胡适从人生学问的角度规定哲学，既考虑到中国哲学的特殊，又顾及到中西哲学的共性。这个过程始于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及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学习。但是，冯友兰认为，理解何谓哲学，不能说哲学就是认识论。
任何历史悠久的民族在自己所创造的文化系统中，皆涵括自己的哲学。这种儒即哲学伎即科学的观念，表明了谢著对何谓哲学理解的混乱。
在中国哲学史学的建构中，对何谓哲学的界定贡献较多的学者，当推具有留美经历的胡适与冯友兰。这里应邀以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学为题，记下自己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一点思考。
冯友兰一生之所以能写成多种中国哲学史著作，为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他极为重视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思考，在中国哲学史学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系统。冯友兰如此强调哲学的时代性特征与民族性特征，其追求在于肯定中国文化中涵括类似于西方哲学内容的哲学。
按照任先生的理解，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应当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的认识过程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即曾认为：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另一态度是把中国哲学当做发现于中国的哲学。依冯友兰的理解，在西洋近代哲学中，休谟、贝克莱、康德的知识论存在差异，但本质上都与解决人生问题存在联系。
只有这样的中国哲学史学，才可能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提供理论的根据与具体的研究方法。但是，在金先生这种精细的思考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他对于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某种疑虑。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虽在艰难曲折中进行，但仍然出现了几部重要的中国哲学通史著作，譬如，任继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上下卷《中国哲学史》，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等。日本学界，内田周平、松本文三郎是较早以哲学史的名义考察中国哲学的学者。
这使得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不可能不根据任何一种主张而仅以普通哲学形式来写中国哲学史。冯友兰曾说：知识论为西洋近代哲学所特别注重之一枝，然休谟(Hume)研究知识论之动机，乃所以解决关于人生之问题。
